在近日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中，最近大出风头的“范跑跑”——范美忠为自己的“先跑事件”辩解，作为观点对立方的时评人郭松民用“无耻”、“畜牲”等字眼痛斥他，情绪异常激动，中途还愤怒离场，事后被网友冠以“郭跳跳”绰号。有网友调查“跑跑”和“跳跳”谁得到支持更多，令人意外的是，多数网友选择范美忠。(6月10日《新快报》)

　　对至今争议不绝的“范跑跑事件”，大多数民众立场很鲜明，简而言之就是：“可以宽容范美忠个人，但无法原谅范美忠老师。”社会并不苛求每个人都成为舍身救人的英雄，范美忠作为个人，有逃跑求生的权利；但是，社会再怎么变化，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依然不容突破，比如为人师者要爱惜自己的学生，职场中人要有起码的职业道德等。

　　遗憾的是，一些媒体出于吸引眼球等动机，偏偏要在本已成公论的地方挑起事端，就“范跑跑事件”展开所谓辩论。我不知道，再怎么辩论，范美忠能在这个问题上自圆其说吗？作为老师，在课堂上履行职务行为的时候，抛下孩子自己逃跑，合乎哪个“自由法则”，又合乎哪一国的道德律？

　　将本无可辩驳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德准则搬到电视荧屏，以正反方辩论的形式展开，这本身就是对公德的一种消费。可以说，在这件事上，节目从一开始就对公德失去基本敬畏，只是以此为“诱饵”吊起观众胃口而已。而郭松民的非常举止，无意中强化了“戏剧的冲突性”，正中节目主办者的下怀，帮助他们强化了收视效果。

　　可能郭松民和范美忠都没意识到，他们已被电视节目“消费”了一回，他们为之辩解、为之愤怒的立场，在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商业媒体看来，没什么区别，也无关紧要，都不过是一块块收视率的垫脚石。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场景，但最受伤害的既不是以“卫道士”面目出现的郭松民，也不是始终强调“自由选择”的范美忠老师，而是不会说话的社会公德。在电视主办者的议题预设与消费引导下，是非、对错、美丑等界限模糊了，谁更能得到观众的认可，不在于他们诉说的内容，而在于他们的“表演”了——“娱乐至死”的味道扑面而来，彻底消解我们要捍卫什么、要谴责什么这些重要问题。

　　在表演方面，郭松民是不足的，虽然他坚持的“老师该有老师样的道德”诉说更符合主流价值观，但他的“对手”范美忠依然获得不少人同情，认为他“真诚”。当多数网友选择范美忠而非郭松民时，无疑意味着对道德底线的敬畏又一次被消弥于无形。凡此种种，无疑要“功归于”电视节目的道德虚无和收视率至上。

　　范美忠再怎么不道德，他的影响终归有限，而一些媒体一旦过于商业化，必然丧失道德原则，其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将是不可预估的。基于此，我们应该超越“范跑跑”个人的追问，转而警惕一些媒体：你持什么立场，肯定什么，又否定什么？

作者：修仰峰

     四年，难以去触摸心底那根深埋已久的神经。我以为,再难去回味毕业前的丁丁点点。怕泪水夺框而出，更怕思念日夜难熬。

     而今，在这虽似家乡但却心隔悠远，孤独总是在心里蔓延，思念却如春天的野草疯长不止，大学四年的日子在眼前一一闪过，让我感怀旧时光于心久久不绝。

    曾记得在2004年离校前去得最多的是各式各样的饭店，大家一起一顿一顿的吃下来，一次次的诉说。四年来的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大家一生的追求梦想，都随着酒肉穿肠,寄托着对未来生活无限的遐想和期盼。

    2004年12月的一天寝室聚餐，四马路在唱了一夜卡拉OK。哼着一曲曲熟悉的调子，唱着一首首的老歌，真想问自己：像你这样的朋友，知心的我还能有几个。想念大自然时，还有谁陪我跋山涉水，共颂蓝天白云。当年少轻狂，为赋新词强说愁时，再难有谁能默默陪我踏遍校园的万千小径,再难有谁能陪我一次次去追求学校的女生,追求不得,再难有常随身边安慰不已。而当今兄弟难得狂喜时,又有谁能共我在“餐厅”里埋头大吃。而那时，从未想过的离愁别绪终于象深冬的浓雾重重挤压过来，困于其中，呼吸困难。我抬起头，故作潇洒地走了。还未出门，泪，已倾泄。2004年的冬天,失去了同学,失去了爱情,遥遥无期慢慢的寻找工作寻找未来,路未明,人却早踏征途。

   遥记当年煤师院朦胧的夜色，独自一人漫步在行知园里。篮球场上，再难找回流下的滴滴汗珠吗？幢幢教学楼中，难能忘记四年的辛勤耕耘吗？食堂里，难能忘记稀饭馒头的记忆，宿舍里更难能忘记日夜的欢声笑语。主楼里，曾留下了英语角的“青涩”。草坪上，充满当年神侃的身影。这一切，人虽远走，但能如雪水消融了无痕迹吗？

    记得当年，一人踏上归途，没有任何人远送，但情谊已留下，回忆已久存。最后的晚餐，自以为该喝的都喝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哭的哭了，该笑的笑了，该醉的也都醉了。大学四年难得一醉，但醉却醉的那么痛惜，昨日似乎已经久远，在这聚散无常的世界，离别时，你我能计算他日相聚相聚重逢吗？

    我应该是最后几个离开淮北之一，永远记得那天是2005年1月21日，四年中，煤师院演绎了多少飞扬青春，挥洒了几多激情豪意，留下了多少酸甜苦辣，又烙下了几世相牵相依。四年前，我们来了，两手空空，只有梦想。四年后，我们离去，两手虽空但背负一生梦想。因为，魂牵梦绕的愿望实现需要靠近乎于残酷的冷静和不懈的奋斗。那天，我走了，独自一人，背着空空行囊。

    回忆难忘，但却不是为了留念，离别，在那年终止；思念，在那年萌芽。

  　　一、许霆从取款机恶意取款符合盗窃罪的实质特征

  　　客观地说，本案作为盗窃罪确有不同于常见的一般盗窃的特点，这也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形式，而是准确把握盗窃罪构成的实质特征，则完全可以得出许霆犯盗窃罪的结论。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正确把握本罪主客观两方面特征，是对本案正确定性的关键。

  　　首先，许霆实施了秘密窃取取款机内资金的行为。所谓秘密窃取，一般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使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发觉的方法，将他人财物转归本人或第三人所有，这也是盗窃罪区别于诈骗罪的最根本的特征。有人说，许霆使用本人的工资卡从取款机上取款是公开的、合法的，与任何人取款并无两样，不存在秘密窃取的行为，钱是取款机自动吐出来的，怎么能说许霆犯了盗窃罪呢？我认为，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的结果。大家知道，银行给客户办理无透支功能的信用卡，双方即建立起权利义务关系，持卡人有权凭此卡按照规定的程序从银行提取现金。无须银行特别说明，任何持卡人都知道一条“潜规则”，即只能凭卡提取卡内现有的存款金额。但是，许霆所为并非为此。当他第一次想取100元时取款机却吐出1000元，是出乎他的预料的，即使他将多取的钱占为己有，也是属于善意取得，即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当然不能视为盗窃。但是，在他明知取款机出现故障，如此操作有利可图时，遂连续操作170余次，累计取款达17万余元。很显然，他是先产生了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在此目的支配之下，利用取款机出现故障之机，以合法的形式占有了银行的巨额资金，而这一过程都是在资金所有者——银行不知情，亦即违反银行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同一般的盗窃只在窃占的手段上有所不同，比如，他没有溜门撬锁或者砸坏取款机从中取钱，但是，他故意利用取款机出现故障之机，在所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占有银行资金，同一般盗窃手段不同，本质无异，因此，法院定性并无错误。但是，有些人只看到通常盗窃的手段，而忽视了同一种犯罪其犯罪的方法、手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只看形式不看本质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从主观上看，许霆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符合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当然，他在最初取款时是正常取款，并无非法目的。但是，当他明知机器有故障，继续多次取款，难道他不是想把巨款占为己有吗？司法机关办案一贯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如果他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他有充分条件及时通知银行并把钱交还银行。但是，他并未如此行动，而是几天后即携款潜逃，直至一年后被抓获归案。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在连续多次取款之时存在某种误解，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的意图，而且，从理论上讲，假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了大量财物之后，即使事后又主动归还失主，由于已构成犯罪既遂，原则上也不能改变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因此，就许霆案而言，法院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有的人提出，许霆第一次取款不是秘密窃取，第二次及以后取款的客观行为是一样的，只是加入主观因素，改变了形态怎么就成了盗窃罪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任何犯罪都是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统一。有的犯罪行为客观表现同另一罪一样，因为主观因素不同其犯罪性质就不同。例如，甲举枪对乙开了枪，致乙死亡，如果甲是出于报复泄愤故意将乙打死，则构成故意杀人罪，如果是甲对乙开玩笑吓唬乙，无意中扣动扳机将乙打死，就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许霆第一次取款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多取的款属于善意取得，而第二次及以后具有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性质当然发生了变化。

  　　还有人说，取款机发生故障使许霆获得意外之财，才引起其非法占有之行为，是取款机“教唆犯罪”，并且银行管理不善，银行也负有责任。因此，应当要许霆负退还钱款的民事责任，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种辩解是毫无道理的。首先，机器不可能教唆人犯罪；其次，机器的故障对许霆确实起了一定刺激作用，但是，这并不是产生犯罪的必然原因。一个人犯罪往往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许霆走上犯罪的道路，只能怪他思想不端，缺乏法制观念。银行管理不善，当然负有责任，但是，这也不能成为许霆无罪的理由。

二、关于本案量刑

  　　在社会上，许多人士认为，即使许霆构成犯罪，判处无期徒刑也是过重。我认为，评判量刑是否适当，一看法院是否对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作了全面的、综合的适当评价，二看适用刑法条款是否准确。我未见到判决书，不知法院判刑的理由，但从人们争论中看，涉及能否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有人提出，不能适用此项规定，因为取款机不是金融机构。还有人则认为，刑法所说“金融机构”实指金融机构的财产，因此，法院适用上述规定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不难看出，第一，取款机是工具，但是，银行将它设立在公共场所的一定空间，就成为银行的一处服务网点，实为金融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与有人服务的金融机构可执行的服务基本性质一样。第二，刑法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着重在于金融机构的资金，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具有不同于一般单位或个人的资金的重要功能及意义，所以，需要给予特殊的保护。既然取款机内的资金属于银行所有，就没有理由把盗窃取款机内的资金排除在盗窃金融机构之外。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认为对许霆处罚过重，一是此案之发生及手段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二是夹杂了一些感情因素。但是，不论舆论如何，法院判案决不能背离法律。根据前述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盗窃公私财物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视为数额特别巨大。许霆盗窃数额显然已经达到这个标准，没有法定减轻情节。我认为，目前最可行的办法是，法院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根据本案的特殊情况，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当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作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

　　【解读】本条是关于约定不明时劳动报酬应当如何确定的规定。

　　在实践中，有很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经建立了劳动关系，但并未订立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的具体事项，包括劳动报酬的金额、支付方式、支付时间等，仅仅作了口头约定，或者约定的不明确，一旦发生争议，往往无据可查，无法确定。针对这种情况，本条作了相关规定。

　　本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中应当具备“劳动报酬”的条款。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中记载着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以及劳动报酬等重要事项，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履行劳动合同的依据，也是发生劳动争议时的有力证据。其中的劳动报酬，作为劳动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满足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来源，也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后应该得到的回报。

　　根据本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用工的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新招用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当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执行。

　　集体合同制度是当今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调整劳动关系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集体合同是指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合同，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它是一项劳动法律制度；其次，它适用于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第三，集体合同的订立，主要通过劳动关系双方的代表或双方的代表组织自行交涉解决；第四，集体合同制度的运作十分灵活，没有固定模式，并且经法定程序订立的集体合同，对劳动关系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五，集体合同制度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劳动关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根据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集体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中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集体合同制度对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调整和协调劳动关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中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弥补劳动合同的空白。对于一些双方当事人没有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可以依照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来确定。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还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的情况下，就可以按照集体合同规定的劳动报酬标准来确定。

　　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无法确定时，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本单位与其相同岗位、付出相同劳动、取得相同业绩的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当然，并不是每个企业、行业或是每个区域都签订了集体合同，即使签订了集体合同，其中可能也没有关于劳动报酬的事项。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尚未订立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不明确，而且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体合同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

　　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这里的“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业绩的劳动者，支付同等的劳动报酬。由此可以看出，同工同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相同；二是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与别人同样的劳动工作量；三是同样的工作量取得了相同的工作业绩。
一般而言，同工同酬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男女同工同酬。在劳动报酬分配上的性别歧视由来已久，而且难以根除；第二，不同种族、民族、身份的人同工同酬。直至今天，某些国家和地区也还存在这种分配歧视。我国自解放以来，基本消除了这种歧视现象；第三，地区、行业、部门间的同工同酬。由于各地的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各个行业、部门的特点也都有所不同，因此，存在着地区、行业、部门间“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第四，企业内部的同工同酬。这是同工同酬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同一企业中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业绩的劳动者，有权利获得同等的劳动报酬。

　　一、 医疗纠纷的定义及概述

　　医疗纠纷特指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行为其后果和原因产异议时所引发的纠纷。在实践中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医疗纠纷特指医疗机构在为患有某种疾病、伤痛或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单纯的诊疗康复服务过程中，出现了不良后果，由此产生异议引发的争议。广义的医疗纠纷还包括医疗方与要求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及其他特殊服务的就诊人之间因对医疗服务及其后果和原因产生分歧引起的纠纷。根其原因，医疗纠份有其自身的以下特点:

    1、医疗纠纷特指发生在医患双方间的纠纷。这里的“医方”主要指依法设立的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指医护人员，还包括医疗机构中负责管理和后勤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行医资格的以医生名义行医的不在此类（农村中常见的赤脚医生）。这里的“患方”不仅指患有某种疾病、伤痛或功能障碍的患者，还包括并未患病或受伤，只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及其他特殊服务的就诊人员，以及当上述就诊人员发 生残疾或死亡时，与他们有抚养或赡养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患者的配偶、子女或父母。

    2、医疗纠纷的客体为生命权或健康权（或者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引发的相关权利）。在医疗纠纷中，医患双方的分歧总是围绕着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人身健康是否受到医疗行为的损害，以及这种损害是否是合理、合法展开的。也就是说，医疗纠纷是围绕该医疗行为是否实施了错误的诊断、和操作上的不当等医疗行为，并且该错误的医疗行为直接导致患者出现了不良后果。

  　3、引起医疗纠纷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 行为。也就是说，引起纠纷的是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康复、预防保健及其他应就诊人的要求所采用的医学方法而实施的针对就诊人的人身健康的特殊服务行为。

　　4、医疗纠纷的解决需要较强的医学专业知识。以患者的人身为行为对象的医疗行为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要求，因而判断医疗行为是否造成人身损害更需要具有医学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组织介入，比如由医学专家和法医学专家组成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小组等。

    5、医疗纠纷引起的医疗侵权责任由医疗机构承担法律后果。虽然从事疾病诊疗活动的是医务人员，但其诊疗活动属于职务性活动，因此，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医疗机构来承担。

    二、医疗纠纷中所发生的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

    1、从行为主体上看，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是医疗机构以及经过考核和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取得相应资格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不具有行医资格的人在行医时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如“乡村医生”、“巫婆医生”等非法行医所造成的损害，也不能产生医疗事故责任。对 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从主观方面上看，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有诊疗护理的过失。医务人员没有这种过失的，不构成医疗事故责任。这种过失行为分为两种：一种是疏忽大意所引起的过失。这是在医疗事故发生中，根据行为人相应职称和岗位责任制要求，应当预见和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患者的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未 预见到、并致使危害发生的；二种是由于自信引起的过失。这是指行为人虽然遇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给患者导致危害的结果，但是轻信借助自己的技术、经验能够避免，因而导致了判断上和行为上的失误，致使危害发生的。具体地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医疗人员具有医疗过失行为：（1） 有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抢夺病历资料行为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九条明确规定：“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或抢夺病历资料。”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这一规定，即为有过失；（2）未尽到必要说明义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没有尽到必要的说明义务，即为有过失；（3）违反医疗服务职业道德的。

    第三，从其性质上看，构成医疗事故过失行为必须具有违法性。其违法性表现在医务人员的医疗护理行为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律、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的义务。

    第四，从时间上看，必须发生在医疗活动中。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医疗事故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造成的后果。“在医疗活动中，”是医疗事故发生的时间特征。相反，在医疗活动之外，均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

　　第五，从产生的后果上看，须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医疗事故所侵害的是患者的人身权。因此，只有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才能产生医疗事故责任。即《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必须是“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害导致功能障碍的。”不及这种程度，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

    三、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及其建议。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我们也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提出证据并加以证明的责任。它的内容包括：一是行为责任，就是由谁来举证；二是后果责任，就是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的后果究竟由谁来承担。具体包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应当提出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供的证据应该加以证明，以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若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提供证据或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将可能导致法院对自己的不利判决，即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二）从医疗纠纷看举证责任的分配

  　自古以来医者被称为“仁术”，因此医生的根本目的在于救治病人而不在其他，所以我们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目的与其他合同不同，在其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而医疗合同中医方的目的也是为病人，因此医疗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目的高度一致，这是医患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目前医疗纠纷较多的的大都是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保健等方面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他们在医患关系中又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无可否认，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确值得同情，有些患者的伤害也的确也很深刻，医疗官司难打也是公认的事实。我们应当看到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医疗损害只占极少数，不能因有医疗纠纷就将医患关系对立起来，就将医疗方一棒打死。

　　1、医疗纠纷举证责任的适用

　  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医疗纠纷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但因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民事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医患双方之间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所引发的非医疗行为所导致的其他民事法律关系的纠纷，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听起来似乎加重了医疗单位的举证责任，降低了医患纠纷的诉讼门槛，使患者更容易成功起诉医院。然而，从客观实际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医疗诉讼本质问题没有因此而改变。

  　（1）无论哪一方当事人负责举证，最终都有赖于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或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新规定理论上将鉴定申请人由患者变成了医疗单位，改由医院首先主 张医疗事故鉴定或司法鉴定，对医疗诉讼的程序产生一定影响，但对诉讼实体几乎没有影响，而决定诉讼胜败的根本因素在于诉讼实体部分，即有证明力的医学和法 律事实。

  　（2）“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意味着患者完全无需举证。患者仍需就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的存在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患者要想起诉医院，必须掌握符合立案的证据材料。

    （3）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统一的医学法律体系，调整医患关系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单位规定，其中某些条文相互冲突，导致司法审判难求法律依据，甚至成为法律上的盲区。

　　（4）我国缺乏有效的医疗事故保险体制，医疗风险直接转嫁到医疗单位，导致医患纠纷日益激化，医疗诉讼也逐渐增多。如果不解决医疗体制中存在的其他问题，患者的维权行动依旧艰难，形式不容盲目乐观。

　　2、医疗机构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形

    在实践中，存在着多种可造成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的情形。首先，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医疗机构举证不能。众所周知，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临床、护理医学又具有复杂的多变性、局限性。再加上医学本身的特殊性、高风险性和人体的差异性，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对某疾病的治疗所产生不良反 应，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对和错回答。例如医疗意外，难以避免的并发症、医学技术水平限制等，另外，在临床用药中，由于药物本身或多或少都具有致毒的副作用，并且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相同的药物适用于不同的个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医学科学自身的发展是造成医疗机构举证不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因 患者的原因造成了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此方面包括：患者来就诊前的情况医生不掌握。如一些特殊疾病的隐匿性，不做B超、CT、核磁等检查，无法确诊。还有的患者拒绝治疗和隐瞒病史产生的后果无法举证，有的死亡患者家属拒绝解剖检查病因，并且拒不在病历上签字，患者不如实向医生陈述病情等，在此种情况下，医生不能强迫其签字，并且有时也无 第三人在场，甚至有时派出所的公安民警在场也不愿做证人签字，医院很难举证。上述客观情况均可以造成医疗机构的举证不能后的败诉。

　　（二）对医疗纠纷举证分配的建议

    根据医疗本身的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医学的许多不可认知性，在由一般的医疗诊疗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诉讼程序中采用原、被告就其自己的主张共同举证责任。原告举证被告的过错，被告举证自己无过错，由法官根据证据来源、真实性等等来进行判断是非，公正判决。如果双方都存在不能 举证或不能完全举证，各自应按不能举证比例承担败诉责任；在因重大诊疗过失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诉讼程序中，则借鉴外国司法实务界的做法，施行有限制的、 严格的举证责任倒置，患方也应承担举证责任

　　目前，许多患者产生了误解，认为只要因医疗技术行为所引起的侵权纠纷，患方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均由医院举证。“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确实增加了医院的举证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患者就不需要承担举 证责任。实际上，根据医患双方对证据掌握的多少，应该合理地分担医患双方的举证责任。其目的都是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发生了医疗事故是谁都不愿意遇到的 事情，但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正确处理。该原则既要求法院全面、准确地了解医疗事故本身，也要求对事故原因及责任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既要求正确、妥 善地解决医患双方的纠纷，对受到损害的患者作出合理赔偿，也要求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对承担责任的医方作出的判决符合法律规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医患 双方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公平公正的尊严与权威。